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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现场勘查中，最让人意外的是，书店的财务室里，一个用旧报纸包裹的两万余元现金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，抽屉未上锁，也无撬动痕迹，值班员宋文成的口袋里还有一块上海牌手表和五十六元零钱，于世业的口袋里也有十几元零钱，均完好无损，凶手在现场的翻动非常有限，只是在值班室的桌柜和收银台处简单翻找了几下，铁皮柜的锁芯有轻微的撬动痕迹，但并未撬开，地面散落着几本被碰落的书籍，书页上沾有零星的血点，显然凶手的目标并非单纯劫财，作案时也较为慌乱。

　　烟雾缭绕的房间里，干警们对着现场的勘查报告、指纹卡、足迹石膏模型和凶器照片各抒己见，综合所有线索，专案组对凶手做出了初步画像：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，身高170厘米左右，体型偏瘦，身手敏捷，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和反侦察意识，并非惯犯，因为作案手法虽凶残但略显生疏，撬动收银台时手法笨拙，对现场的翻动没有明确的目标，且对西单周边的环境非常熟悉，大概率是西单附近的高校学生、机关单位职工或居民区的居民，结合凶手能徒手爬上天窗，且反侦察意识强，专案组判断，凶手很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，甚至可能是在校大学生，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中，只有受过教育的群体，才会接触到反侦察的相关知识。

　　当他进入厕所隔间，站在马桶上准备从天花板夹层取出藏匿的物证时，干警们立刻冲进隔间，堵住了他的去路，公厕里的灯光昏暗，冯大兴看到围上来的蓝布制服，瞬间脸色煞白，他想反抗，想转身从窗户逃跑，却警们一把按在墙上，背包掉在地上，里面的半导体收音机、墨镜、民警帽徽还有沾着暗红色血迹的袜子掉了出来，这些物证与案发现场的线索完全吻合，沾血袜子的尺寸也和现场的血袜印分毫不差，钢管和锤子上的血迹也经法医重新化验，与被害人血型完全匹配。

　　他还坦言，自己一直刻意躲避学校的政治课和集体学习，打心底里觉得这些“没用”，在北大代培时受反动思想影响，便觉得“人都是为自己活的，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平，只有自己靠自己”，拨乱反正后，他不仅没有醒悟，反而觉得自己被“欺骗”了，精神支柱彻底垮了，于是开始怀疑一切，私下里天天收听外国电台，看西方的书刊，摘抄那些否定社会制度的错误言论，还觉得“四化没希望，努力也没用”，这些想法他从未跟任何人说过，哪怕是父母，只是埋在心里，慢慢让自己的内心被自私和贪欲填满，他甚至觉得，盗窃不是什么可耻的事，而是一场对自己的“博弈”，把这场行动取名“攀登新高峰”，就是想证明自己的“能力”，还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呼号写在日记里，觉得这样的“谋划”才够“高明”。